Daisy Lau
- 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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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說：“再生孔子 - 陶行知！”

昨天，在加拿大圖書館內發現一本《民國大先生——陶行知傳》，勾起了多年前的回憶。

加拿大BC省列治文圖書館

中文藏書區

2013年春，當時的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注）教授到訪我校，送我一本他的著作《陶行知與近代中國教育》。教授于2006年5月曾舉辦了一次【陶行知與近代中國研討會】，又期望在港再舉辦有關陶行知及陳鶴琴的研討會，我當然欣然接受。就在2014年1月10日，與當代中國研究所及近代史研究中心和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在香港浸會大學合辦了【現代中國教育家- 陶行知、陳鶴琴的理念和實踐】研討會。數十名知名前輩教授、學者與一眾老師共二百多人聚首一堂。

2014年研討會場刊封面

與會嘉賓及學者名錄

筆者開幕辭

筆者在研討會上發表的《中國幼教活泉》

香港浸會大學

近代史研究中心編印的

《陶行知研究通訊》及

《陳鶴琴研究專訊》

故事要從二十多年前開始說起。1999年10月23日，師傅陳淑安擔任了【中國幼稚教育家——陳鶴琴、陶行知、張雪門教育理論及實踐研討會】的籌備委員會主席，主辦機構是「香港婦女基金會」。主禮嘉賓有香港教育學院（即今香港教育大學前身）校長、新華社文教部部長、教育署幼稚園首席督學、立法會議員等。主講嘉賓有陳秀雲女士（陳鶴琴的四女兒）、王靜珠教授（來自台中師範學院）、梁志燊教授（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老教授學前教育研究所所長）及谷錦屏教授（天津教育科研所研究員），集合了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的學者專家到港，濟濟一堂，屬於當時香港幼稚教育的大事。現今，大部分先人已逝，感慨萬分！

1999年研討會場刊封面

陶行知與香港結緣

陶行知曾三次到香港，分別在1936年、1938年8月及同年12月底，都是為了「國難教育運動」，以教育救國。

第一次是在1936年6月6日抵港。翌日，參加香港各界團體舉行的追悼「兩廣事變」政治領袖胡漢民大會。13日，與香港救國會成員接觸。20日，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四百人香港民眾歌詠會，連同在場觀眾及四周的民眾共三千人，當時香港人口只有數十萬。29日，向愛國將軍馮玉祥借來二千大洋匯到香港，作為赴英參加教育會議的旅費。7月6日，在【生活日報】發表短評『歡迎小先生』，並在九龍糖果公司舉行茶會，招待香港記者。11日乘輪離港，赴英出席世界新教育大事。陶行知這次在港逗留35天，期間撰文多篇，最終編成《中國大眾教育問題》一書。

陶行知由1936年11月開始，在美國長期發表演說，呼籲反對日本侵華戰爭，回國郵輪途經歐洲、埃及、印度及南洋，1938年8月底，再次抵達香港。

1938年9月1日，陶行知對香港各界發表回國三願：第一，創辦曉莊研究院；第二，設立難童學校；第三，在港創辦職業學校。同日，他與鄧穎超在九龍塘俱樂部出席八百人座談會及作演講，題為【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9月2日上午，拜訪宋子文及宋慶齡；下午參加香港各界賬濟華南難民聯會，又在香港四婦女團體聯合歡迎會上發表呼籲保衛國家演說。3日上午，拜訪何香凝、蔡廷鍇，下午再與黃炎培長談。4日，參觀中國戰士兒童保育會香港分會臨時保育院。5日，訪問香港仔鴨脷洲香港漁民協進會。

南京陶行知紀念館內的照片

翌日，在香港仔田灣會見上海著名導演蔡楚生。7日，禁訪香港仔漁民學校及中國橋港漁民協進會。8日，在香港女子體育籌委會上發表【健康教育】演講。9日，在中小學教師座談會上發表【戰時教育問題】演說。10日，會見嶺南大學文理學院院長許湞陽及北京大學的蔣夢麟。13日，向學者借粵音字典一部，再訪四川大學校長及國民參政員等人。14日，探訪各界學者，包括保衛中國同盟秘書 Mrs. Silwyn Clarke，語言學家呂叔湘、歷史學家向達和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梅光迪。15日，會見史屜賡，告誡上海《申報》之事。16日，在石塘咀太平戲院演講。

同月19-26日，陶行知撰寫【大眾教育】，中英文版寄給印度民族領袖甘地。其後在印度發表，甘地指出「這篇文章對我們印度一定是很有用處的」。9月27日離港抵達廣州。這次在港為期25天。

1938年12月28日陶行知第三次訪港。1939年1月2日，陪同何香凝訪蔡元培；晚上隨即召開中華業餘學校董事會，次日在該校演講【全面抗戰與全面教育】。7日，在九龍德明中學演講【抗戰現況及學生應付之責任】。12日，出席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新年聯誼會。15日，出席香港印刷業工會第二街職員就職典禮。17日，在思豪酒店會見出版界名人王雲五。24日，在紅磡自強體育會為工人演講【新階段的抗戰形勢與工人教育】。28日，再訪何香凝。30日離港，這次逗留32天。

在陶行知訪港的第二次及第三次之間，1938年11月，中華業餘學校（簡稱：中業）在香港成立，陶行知任董事長，校址在九龍山東街53至59號，秉承曉莊學校的理想。物件是失學或失業、有志氣求長進的年青人，每學期收費港幣五元。名師盡在，茅盾便是其一。1939年5月，又籌辦了婦女義學。因時局動盪，創校不到一年便停辦了！

直至日本戰敗投降，社會恢復發展，教育需求增加，於1948年8月，中華業餘學校得以複校，公推郭沫若為董事，租用九龍官湧吳凇街僑聯中學校舍為校址。

直至1951年改名為中業專科學校，並遷址租用太平道陶秀女子中學。1960年，更在砵蘭街設分校。全校共360多人。1961年秋，搬遷到油麻地偉晴街，租用華南英文書院校舍。1967年，又再搬到九龍城獅子石道，與華南電影工作者聯會共用。1968年，在太子道西開設分教處，全校學生逾千人。1971年，在新界開辦中業西貢分教處。1980年，香港實行九年免費教育，導致中業停辦中學；1982年，停辦小學及幼稚園；1984年，停辦夜校。次年，中業校友會成立旅遊部，籌組已退休的校友聯誼到祖國及國外旅遊聚會。

1990年至2003年，中業教育機構為支持祖國教育事業，共興辦了13所中業希望學校。捐款賬濟華東水災、華南六省洪澇、雲南地震，回饋祖國。2005年，中國陶行知研究會頒發給中業機構及中業校友會“陶行知教育理論與實踐先進集體”榮譽。

教育就是播種，雖然陶行知先生在港不到百日，直接與間接幫助當時苦難中香港的莘莘學子。中業70多年在港辦學的過程中不斷遷校，仍沒有阻斷辦學的任務。這種堅定理念的教育意志，是我們後人應該追隨的教育精神。

至於我的經歷也與中業有一些間接關係，所以，讀起陶行知的歷史，有著特別的情懷。小時候的我常聽到叔父輩說在中業的故事，參加校慶、參加宴會、參加旅遊等活動，直到十年前才知道中業與陶行知的典故。我還未出世時的祖家，就在中業所在的吳凇街。而叔父就是中業會計的受益者。由於叔父承繼了爺爺的水務工程公司——建興水喉，為了省錢，都需要自己主理來管賬。幼小的我，晚上常常聽見叔父的算盤響起“啲啲嗒嗒”的聲音。記得小學時的我，竟敢出題挑戰叔父，與我新購置的電子電腦比試。題目是混集了加、減、乘、除在一起亂寫的數位。結果，叔父勝了！我手指按鍵的速度，完全不如叔父飛快撥算盤木珠子的速度。希望一天有科學家，能以“五進一的運算操作，如何配合五指的人體生理結構”做一研究，解開我多年的困惑！

我童年時，家父常帶我與妹妹到官湧公園玩耍，又強迫我們看他與隊友踢足球。大伯父家住在偉晴街。我就讀于砵蘭街兩街之隔的油麻地天主教小學。中學時，就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書院，由於學校沒有飯堂，多年都與同學游走于山東街、太平道與砵蘭街吃午餐。長大後，在太子道創辦自己的第一所幼兒中心。後來，又在九龍塘創立自己的幼稚園。

不同時代的相同地點，陶行知走過的街道，雖然都被時間阻隔了，但都走過相同的空間。「時空」這宇宙產物真的玄妙！

至於1936年6月11日，陶行知從香港起程赴英出席世界新教育大事。當時，蒙特梭利也身在英國，於牛津舉辦了「第五屆蒙特梭利國際會議」發表小學及中學的教育原理，及在倫敦出版《童年的秘密》一書。可惜，幾經努力也找不到資料證實陶行知參加了那一個「新教育會議」。但可以知道的是，早在1932年，陶行知編著的《幼稚教育論文集》附錄中就表明陶行知參考了蒙特梭利的「靜默遊戲」。